继承与创新是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的持久动力源。
挖掘大国崛起的文化基因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三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个地区性大国逐渐成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从主流国际体系外部走向内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的快速发展超出了唱衰中国的西方预言家的想象，“中国崩溃论”在事实面前崩溃了。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主动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快速崛起令世界震憾，也令欧美不安。面对国际上各种肯定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言论，不仅需要从本质上揭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迫切需要从文化基因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继承性。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因此，只有树立起中国价值观、中国话语权，构建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揭示大国崛起背后的文化支撑力，才能从文化深层次上有力阐明中国为什么能够打破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才能在国际上有力回击反华势力炮制的“中国制度威胁论”和“中国前景不确定论”，促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
用中国人思维研究中国问题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与创新既非“儒化”，更非“西化”，而是坚持本土化学术立场，研究中国的真问题，也就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譬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崛起？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道路何以能自信？如何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轨迹？为什么必须要坚持这样一条道路？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中提出“后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即中国需要真正源自本土并适应本土的观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模式。他说：“我不相信政治改革必须走西方的模式，它必须是中国自己的设想。”雷默强调，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不能依靠传统的模式和思维来解决国际问题，而需要新的观念和新的机制。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认为，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道路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综观国内外观点，一种倾向是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另一种倾向是不主张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应该重视与国际接轨，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性意义。
中国学术界认同这样的观点：中国发展道路超越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打破了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迷思，在全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表明，独立自主地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走得通，而且比盲目追随西方道路走得更好，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发展道路意味着在“西化”和“被孤立”之间还存在其他选择。
建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又能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才能发挥中华民族的优势，才能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既体现中国特色，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基于文化自信客观看待自我
中国学术本土化经历了漫长的求索过程。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紧密围绕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始终是现代化的学习者、赶超者。不论是苏联、欧洲还是美国，我们本着借鉴吸收、洋为中用的原则，打破“马教条”、“西教条”，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学术发展道路。然而，这一过程还远未结束。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与创新，意味着要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特色伟大实践中抽象出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以遏制西方理论对中国实践的误导和切割。不是仅仅满足于对“中国特色”进行局部的描述或者解释，而是通过系统深入地研究真问题，令人信服地回答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与创新，决不意味着要“全面儒化”，文化民族主义的路走不通。大陆新儒家以反对西方文化、复兴民族文化的代表姿态出现，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宣称要以儒学挽救世道人心。这对普通民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好像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只能从儒学、儒教中去找“立国之本”，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这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激活、萃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包括儒学精华），让它在建设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南辕北辙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与创新，也不意味着要完全拒斥西方理论，相反要借鉴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对中国问题来自局外和“他者”的解读，从时空变换的立体视角进行新的中西对话。如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在其著作《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集中讨论了中国的尚贤制能够给西方社会带来哪些启示等问题。美籍学者罗思文在2015年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的发言中，也提出西方自由主义中“孤立个体”理论假设的局限，并提倡从儒家角度再思道德、政治、家庭与宗教的基础。加拿大籍华人马耀邦在其著作《美国衰落：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中，以西方人的视角、批判的态度，揭露推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最新理论成果为我们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现学术转型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与创新，更意味着中国学者要基于文化自信客观看待自我，用西方学者柯文的话说：“局外人向一种局内的观点靠拢，而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提醒中国学者不仅应该客观看待西方，更应该客观看待我们自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